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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畢業論文

中美貿易的反比較優勢之謎_會計審計論文

摘要:一、引言 中美貿易在過去的三十年里有著突飛猛進的發展。1979年,兩國恢復外交關系,簽訂雙邊貿易協定,并給予對方最惠國待遇。此后,中美雙邊貿易快速增長。按照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USITC)的統計,中美貿易總額(進口加出口)已經從1980年的50億美元增長
關鍵詞:中美貿易,比較,優勢,之謎,會計,審計,論文,

 一、引言
    中美貿易在過去的三十年里有著突飛猛進的發展。1979年,兩國恢復外交關系,簽訂雙邊貿易協定,并給予對方最惠國待遇。此后,中美雙邊貿易快速增長。按照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USITC)的統計,中美貿易總額(進口加出口)已經從1980年的50億美元增長到2008年的4090億美元,凈增80倍。近二十年來,兩國貿易總額更是以平均每年近20%的速率持續增長。根據中國海關數據①的統計,2008年中國向美國出口商品價值2523億美元,占中國當年全部出口的17.7%,同年中國從美國進口814億美元,占當年全部進口的7.2%。盡管兩國數據統計口徑不一致,但毋庸置疑,中國已成為美國第二大貿易伙伴,且兩國互為對方最重要的出口市場和進口來源國之一。
    然而,兩國貿易快速增長的背后是嚴重的貿易不平衡,且這種不平衡近年呈現加劇趨勢。如圖1所示,在***-2000年,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出口減進口)約為平均每年64.5億美元;自2001年中國加入WTO起,中美貿易不平衡迅速擴張;到2008年,中國對美國貿易順差甚至高達1709億美元。②如此顯著的貿易不平衡已成為中美兩國的重大外交問題,并引發了一系列的政治與學術上的爭論。
    有關中美貿易不平衡的爭議可以表述為“為何中國對美國出口太多”,或者“為何美國對中國出口太少”現有研究中,大量文獻和討論均從前者入手,分析人民幣是否被人為低估,以及人民幣低估所導致的中國出口擴張是否為貿易失衡的主要原因等。③本文選擇從中美雙邊貿易結構入手,來探究兩國貿易不平衡背后是否存在其他解釋。
    通過對中美貿易結構的統計分析,我們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即美國在其具有比較優勢(用相對勞動生產率,或“顯示性比較優勢”衡量)的行業,對中國出口額相對較少;且其行業生產率超出中國越多。該行業對中國的出口占其世界總出口的比重則越低。這一現象在中國加入WTO以后表現得更為明顯。美國對華出口結構似乎與標準貿易理論所預示的“比較優勢越大,出口越多”相矛盾,故本文稱其為“反比較優勢之謎”。相比之下,比較優勢原理在中國對美國出口方面則得到了很好的體現:中國對美國各行業的出口和中美相對生產率呈現顯著的正相關關系。我們還將美中貿易和美印貿易進行了對比。印度與中國同屬新興市場國家,社會和經濟發展水平大體相當,可認為兩國具有相似的需求模式。然而數據顯示,在技術密集性最高的15個行業,美國對印度的出口都顯著高于對中國的出口,這進一步揭示美中貿易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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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證實以上“反比較優勢”現象的存在,還需要更為嚴格的理論和經驗分析。因此,本文對Eaton and Kortum(2002)進行了拓展,得到一個適用于多部門雙邊貿易的理論模型。該模型顯示,兩國分行業貿易由各行業貿易成本、相對生產力水平(即比較優勢),以及進口國的行業生產規模共同決定;诖四P,作者采用***-2008年中美行業貿易的面板數據進行了經驗分析。結果表明: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影響后,中國相對于美國的生產率對中國出口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而美國相對于中國的生產率對美國出口的影響在2001年以前并不顯著,2001年以后則顯著為負。以上結果通過了多方面的穩健性檢驗。
    “反比較優勢之謎”的發現,不僅填補了現有文獻中關于中美雙邊貿易結構研究的空白,同時也為兩國間貿易失衡提供了一種新的解釋,即美國在其有比較優勢行業對中國過少的出口也可能部分地造成了兩國巨大的貿易逆差。其成因可能在于美國對華出口存在某種程度上的限制或者其他原因,但對這一問題,本文并不進行系統論述。④
    此外,本文所揭示的中美貿易結構“反比較優勢之謎”還在以下兩個方面具有重要意義:第一,眾所周知,貿易能夠使得雙方國家都受益,而美國對中國的出口存在結構上的反常,正說明了目前兩國從貿易中獲得的福利不是帕累托最優,通過出口結構的調整,兩國獲利均存在進一步改善的余地。第二,美國總統奧巴馬在2010年國情咨文中承諾要在5年以內使美國出口額增加一倍,以加快經濟復蘇并刺激就業。然而,作為美國最重要的貿易伙伴之一,中國2008年占美國出口總額的比重僅為5.5%,仍存在較大的拓展余地。我們的研究結果具有較強的現實意義,因其預示著美國可通過優化其對中國的出口結構,顯著擴大對華出口規模,從而實現其“出口倍增”戰略,促進兩國經濟的共同發展。
    本文剩余部分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獻簡述;第三部分使用***-2008年中美分行業貿易數據,描述兩國貿易概況及其結構上的“反比較優勢之謎”;第四部分建立理論模型,分析中美雙邊貿易結構的決定因素;第五部分基于理論發展出計量模型;第六部分匯報實證分析結果;第七部分進行穩健性檢驗;最后是總結部分。
    二、文獻簡述
    本文研究中美貿易結構的一個特殊之處,即美國對中國的產品出口不完全符合比較優勢原理,而中國對美出口則與理論預測相吻合;這種不一致在2001年以后表現得愈發明顯。因此,本文與國際經濟學領域的兩類文獻密切相關,它們大都致力于回應美國乃至整個發達世界對中國迅速崛起的出口規模所產生的焦慮和懷疑。
    第一類文獻主要研究中美貿易或經常賬戶失衡的原因。一種解釋是中美海關對雙邊貿易的統計口徑不一致,比如Feenstra et al.(1998)提出中國內地從香港的轉口貿易是導致中美貿易統計差異的一個重要原因。⑤其他文獻如Xu et al.(2010)從所有權的角度提出非美籍外商在華直接投資是解釋中國對美貿易順差的重要原因。此外,有大量文獻研究人民幣匯率與貿易失衡的關系,如Blanchard and Giavazzi(2006),McKinnon and Schnabl(2009)等。由于貿易逆差與匯率問題并非本文關注的重點,我們在此不加詳述。
    第二類文獻與本文相關度較高,主要考察中國的出口結構和特質及其對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的影響。然而,它們大多將焦點放在了中國出口本身,而非中美雙邊貿易。首先,Rodrik(2006)指出:中國出口不能夠簡單地由比較優勢和自由市場來解釋;中國出口的產品種類比按照其收入水平預測的種類要復雜很多,且這正是決定中國未來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針對這一論點,Schott(2008)將美國與中國和其他OECD國家的貿易產品進行比較,發現盡管中國對美國出口產品的種類與OECD國家相似,但價格卻顯著地低于后者;這可能意味著中國出口產品位于價值鏈的低端(從事加工裝配等),或中國出口產品的品質低于OECD國家的同類商品。王直和魏尚進(2010)則從中國不同城市的出口數據出發,探究中國出口產品類型如此復雜的原因。他們發現:中國與高收入國家出口結構類似并不是由于中國大量參與加工貿易或外商直接投資企業,而是人力資本的改善和政府對出口和引進外資的傾向性政策(比如減免稅賦的高科技園區)驅動的結果。最后,Amiti and Freund(2010)對中國出口結構作了詳盡的考察,指出盡管中國出口結構日趨復雜,但如果剔除加工貿易,中國制造業出口的技能含量(skill content)基本沒有變化。中國出口增長主要源自專業化的深入和現有產品的產量增加,而并非來自新種類產品進入國際市場;該現象的直接影響便是壓低世界價格,增進了進口國的福利。⑥在國內學者的研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江小涓(2007),她指出比較優勢、國內產業基礎和市場結構、參與全球分工程度都是解釋中國出口增長的重要因素,因此要保持出口增長繼而進行產業升級,需要從這三個方面進行具體分析。
    值得一提的是,本文并非首篇提出美國出口不符合比較優勢原理的文獻。著名的里昂惕夫之謎(Leontief,1953)發現美國出口產品的資本密集度不符合美國的要素稟賦優勢;此后,國際經濟學界針對這一問題提出了大量解釋,這里不進行詳述(參見Feenstra,2004)。較新的研究是Berger et al.(2010)關于美國政治影響與貿易關系的分析:他們從美國中情局的解密文件入手,考察“冷戰”時期美國是否用政治力量干預其他國家的貿易決策。在排除了貿易成本降低、政治意識形態改變及美國對外貸款增加這些因素后,他們發現在受到中情局干預后,被干預國從美國的進口有顯著增加,且增加主要發生在美國不具備比較優勢的行業,或者說美國顯示性比較優勢(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較低的行業。美國干預的影響越大,這為美國出口違背比較優勢提供了一個生動的證明。本文重點并非探討美國對華出口“反比較優勢”的原因,然而Berger等人的研究預示:政治干預、特別是美國的出口管制政策,或許可以作為進一步探究的重要方向。
    三、典型事實和潛在解釋
    (一)中美雙邊貿易概況
    如引言所述,中美雙邊貿易迅速增長的同時,貿易不平衡也在加劇。圖2描述了***-2008年中美兩國占彼此貿易總量的份額及其變化趨勢。數據顯示,中國占美國進口的份額及美國占中國出口的份額在過去二十年中經歷了穩定而迅速的增長;相比之下,美國占中國總進口的份額卻未有提高,反而從***年的10%下降到了2008年的6%。
    為分析中美貿易結構特點,本文需要大量使用分行業經濟數據。受中國行業細分程度的限制,我們將中美之間的產品貿易分成了如表1所示的21個行業,以便與其他經濟數據進行銜接。⑦除了“農業等初級產品”以外,其余20個行業都屬于制造業。表1的(1)—(2)列分別給出了***年和2008年美中相對生產率(定義為“美國與中國單位勞動產出之比”)的排序,(3)—(4)列為美國對中國各行業的出口份額,(5)—(6)列為中國對美國出口份額(定義見后文公式(1))。大體看來,美國相對于中國生產率最高的幾個行業通常不是美國對中國出口份額最大的行業。
    圖3和圖4描述了***年中美雙邊貿易最大(所占比例最高)的6個行業份額及其二十年來的走勢,以對兩國貿易結構的變化進行簡要說明。對于美國向中國的出口來說,機械設備和運輸設備所占比例是最高的,但隨著時間推移逐漸降低;近幾年來,農產品和金屬產品有上升趨勢,至2008年已與上述兩行業份額相當。關于中國對美國的出口,電氣設備逐漸取代紡織制成品和羽絨皮革制品成為了最大的行業,多種工業制成品(包括電子產品)和金屬制品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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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反比較優勢之謎
    根據比較優勢原理,一國應更多出口其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而進口其不具備比較優勢的產品。借鑒Golub and Hsieh(2000),我們使用相對勞動生產率來表示相對技術水平。其中勞動生產率用行業增加值除以就業計算而得,而相對勞動生產率則定義為出口國與進口國的勞動生產率之比。因此,較高的相對勞動生產率說明出口國在該行業具有比較優勢。
    基于比較優勢原理不難預測,一國的行業出口份額與行業相對勞動生產率呈現正相關關系。行業出口份額分別由公式(1)和公式(2)計算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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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公式(1)和(2)中,如果i為美國,則貿易伙伴為中國;如果i為中國,則貿易伙伴為美國?梢,我們從兩個角度定義行業出口份額:公式(1)在兩國雙邊貿易范圍內考察特定行業的貿易份額,公式(2)則從特定行業全球貿易范圍衡量中美貿易所占份額。
    表2列出了***-2008年的各年里,中美行業出口份額與相對勞動生產率的相關系數,行業出口份額的定義方法由表中第一行給出。數據顯示:中國出口份額與中美相對勞動生產率是正相關的,且其相關性近年來有了明顯提高。令人吃驚的是,美國出口份額同美中相對生產率的相關系數為負,且從2001年起,負相關程度變得更為明顯了。這表明美國在其具有較高技術水平(用勞動生產率表示)的那些行業,對中國的出口反而比較少!此外,由于表2的第(3)和(4)列基于公式(2)計算出口份額,相當于對各行業的中美貿易進行了世界范圍內的標準化,排除了在某些行業,美國對所有國家都只有有限出口的可能性;然而,其計算結果與(1)、(2)列非常相似。這進一步表明:在美國相對中國生產率越高的行業,對中國的出口比起世界其他國家越少。我們稱這種數據模式為“反比較優勢之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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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缺乏在更細的產業分類層面的中國勞動生產率數據,前文分析只能基于21個行業的粗略劃分,然而貿易數據卻可以為我們提供更多的信息;8字節海關分類碼(HS8),我們將中美貿易的商品細分為6000多種產品,并根據公式(1)和(2)分別計算兩國在各種產品上的出口份額。表3列出了2006年中美雙邊貿易量最大的10種產品,按照F52W808.jpg進行排序?梢,位列美國對中國出口前十位的產品包括技術含量較高、資本密集型產品(如芯片和飛機零件等),農業和紡織業初級產品,以及大量的廢金屬(廢銅、廢鋁、廢鋼等)。如果按照F52W809.jpg進行排序,則三種廢金屬排名最高,且美國對中國的出口均超過其世界總出口的一半。另一方面,中國對美國出口最多的產品基本都是勞動密集型產品,且在這些產品上,美國是中國最重要的出口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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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比較優勢之謎”的產生是由于供給限制還是需求不足呢?換句話講,這是因為美國在高科技產品上對中國出口有限制,還是因為中國對美國高技術產品需求較少呢?由于對中美貿易的供給需求分析并非本文研究重點,筆者在附錄中簡要總結了美國對華出口限制的一些歷史事實。在這里,我們只將美國對中國及對印度的出口進行對比,以考察新興市場存在對美國高科技產品需求不足的可能性。
    (三)中印對比
    中國和印度同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具有相似收入水平、地理位置,以及對高科技產品的進口需求。將美國對中國出口與對印度出口進行對比,能夠對以上“反比較優勢”現象提供更多啟示。這里我們使用美國的技術密集度(skill intensity)代替勞動生產率來衡量產業的技術水平(之前未采用技術密集度,因為沒有中國數據)。技術密集度的定義為技術工人的工資收入與全部工人的工資收入之比,更高的技術密集度往往代表更高的生產率和技術水平。對美中和美印貿易結構的比較基于4位的標準產業分類碼(SIC),它可以將產品貿易細分到400個多行業。技術密集度數據則來源于美國國民經濟統計局NBER-CES數據庫。
    表4給出了美國技術密集度最高的15個行業及其對中國和印度出口份額的比較。其中F52W808.jpg的定義與公式(1)相同(這里i=US),F52W812.jpgF52W809.jpg除以中國或印度在美國出口中所占份額計算而得,如公式(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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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52W812.jpg是對F52W809.jpg的標準化,從而使得其在不同國家間可比。表4明確顯示出,無論采用哪種出口份額的定義方法,美國在其技術含量最高的15個行業,對中國的出口份額總是低于印度。
    四、理論模型
    本節將Eaton and Kortum(2002)模型拓展到多部門,得到一個類似于引力方程的理論表達式,以研究中美兩國雙邊貿易結構的影響因素。假設兩國消費者對最終產品具有相同的偏好,他們的效用函數如公式(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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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模型為我們后文的實證分析提供了理論基礎,它表明分部門出口的對數值可以表示為如下三項對數值之和:出口國與進口國的相對技術水平,出口國到進口國的貿易成本,以及進口國針對本國市場的產出(反映的是需求情況)。需要注意的是,Anderson and van Wineoop(2003)曾指出,雙邊貿易由兩國貿易成本與“多邊貿易壁壘”(multilateral resistance)共同決定,后者反映了其他國家的貿易成本組合。而在我們的最終模型中,這一項并沒有出現。其實,“多邊貿易壁壘”在(6)式和(7)式中均有所體現,即i國向n國的出口和n國對自身市場的生產均受它的影響。但由于公式(8)通過上述兩式比較而得,“多邊貿易壁壘”的作用被抵消,因此最終的表達式不包含其他國家的貿易成本信息。
    五、計量模型
    基于公式(8),我們提出如下回歸方程進行實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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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于貿易成本,即(8)式中的F52W817.jpg,我們采用兩個指標來共同衡量:第一個是中美兩國向對方征收的加權關稅稅率的對數值,分別用F52W818.jpgF52W819.jpg表示,權重為行業進口額。第二個指標是對數化的“經濟距離”,用ED表示。這是本文原創的修正距離變量,它考慮了運輸能力對國際貿易存在的重要影響。盡管中美之間的地理距離不會隨時間而改變,它們的運輸能力卻在逐年提高。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認為,中國或美國運輸能力的提高相當于兩國地理距離的減少。因此,我們使用“經濟距離”的概念來反映兩國貿易的實際地理壁壘,它與兩國總體運輸能力應是負相關的。“經濟距離”變量和數據的構建方法詳見附錄Ⅱ-A。此外,我們還考慮了行業固定影響δ,以減少遺漏變量誤差。
    公式(9)和(10)由上一部分的理論模型直接得到,故將其作為實證分析的基本模型?紤]到現實經濟中,雙邊貿易還會受到很多其他因素的影響,我們對基本模型進行了拓展,得到如公式(11)和(12)所示的結果。其中,添加了出口國的行業GDP,用于控制供給方行業規模的影響。KI為各行業資本密集度的對數值,由“行業資本投入/勞動力投入”求得,以對應赫克歇爾—俄林(H-O)的要素稟賦理論;由于沒有中國的行業資本密集度數據,本文假設中美兩國在同一行業的資本密集度相等,均使用美國數據。Inter代表由交叉項構成的向量,將在后文的回歸中進一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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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實證分析結果
    我們使用***-2008年中美雙邊貿易的面板數據來進行實證分析,貿易數據來源于美國統計局。⑧此外,美國的行業GDP和勞動生產率數據來自于美國經濟分析局(BEA)統計數據,中國勞動生產率數據來源于中國國家統計局,關稅數據來自于世界整合貿易解決方案數據庫(WITS),資本密集度數據來自美國NBER-CES數據庫。需要說明的是,由于我們在計量方程中設定了行業固定效應(fixed effect),為保證其合理性,回歸前均通過Breusch & Pagan方法來檢驗模型中是否存在隨機效應(random effect),并將檢驗結果與回歸結果一同進行了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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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根據基本模型(9)式和(10)式以及拓展模型(11)式和(12)式,暫不考慮交叉項的影響,得到如表5第(1)、(2)、(4)、(5)列所示的回歸結果?梢,基本模型和拓展模型得到的結果基本類似,后文的分析將主要基于拓展模型進行。我們將初步實證結果總結如下:①進口國的行業GDP對雙邊貿易量都有正向影響,但中國行業產出對美國向中國出口的影響更為顯著;②經濟距離對雙邊貿易有顯著阻礙作用,與地理距離的影響類似;③中國相對于美國的勞動生產率越高,美國從中國的進口量越大,這與比較優勢原理以及我們的直覺都是相符的;④相比之下,美國相對于中國的勞動生產率對美國出口的影響則是可以忽略的(不顯著);⑤資本密集度對中美貿易沒有顯著影響。
    由于我們使用的是分行業、跨年度的面板數據,上述基準回歸體現的是解釋變量20年來的平均作用。然而根據表2的結果,相對勞動生產率與美國出口的負相關性是逐年加強的。于此我們關心的問題是:模型的解釋變量,尤其是相對生產率對貿易的作用是否隨時間而改變?特別是在中國加入WTO以后?
    一種反映時間效應的方法是引入年份的虛擬變量(共20年,故需要19個年份虛擬變量),并將它們與解釋變量做交叉項。這種做法最為細致準確,但會大幅度減少模型自由度,降低估計與檢驗的精度。因此,我們只選擇了兩個階段虛擬變量F52W823.jpgF52W822.jpg,當年份在1998-2001年之間時,F52W823.jpg=1,其他年份時,F52W823.jpg=0;類似的,在2002-2008年期間,F52W822.jpg=1,其他年份時F52W822.jpg=0。以上兩個虛擬變量將***-2008年分成了三個階段:一個階段是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前,一個階段是2001年中國“入世”以后,還有一個階段介于二者之間。
    表5的(3)列和(6)列給出的是引入階段變量后的實證結果,為了行文的簡潔,我們只列出了最重要的解釋變量——相對勞動生產率的時間效應,結果由交叉項的顯著性反映;對于其他解釋變量的時間效應,在該表的備注中有所交代。
    從結果來看,多數解釋變量的回歸系數及顯著性沒有明顯變化。有趣的是:1998年開始美中相對生產率對美國出口表現出了顯著的負影響,2001年以后亦是如此。這與表2所給出的簡單相關系數是一致的,說明即使我們控制住了其他因素的影響,在亞洲金融危機以及中國“入世”以后,美國在其勞動生產率較高的行業對中國出口明顯減少了。另一方面,中國相對于美國的生產率對中國向美國出口的正向影響則始終保持著,未發生顯著變化。
    七、穩健性檢驗
    (一)反向因果關系
    我們所關心的第一個問題是關于貿易量與出口國GDP之間的相互關系,即上述回歸可能存在反向因果關系:較高的行業產出會導致高出口,相反,高出口也會刺激產出的提高,所以表5的基本實證結果可能因此而不準確。
    為解決此問題,我們首先使用滯后1期和3期的行業GDP來作為解釋變量,希望能夠部分去除內生性的問題。表6的(1)、(2)、(4)、(5)列給出了相應回歸結果,與表5沒有顯著差別,特別是美中相對生產率對美國出口的負影響依然存在,說明結果是比較穩健的。其次,我們采用Arellano-Bond線性動態面板數據估計方法進行廣義矩估計(GMM)。結果如第(3)、(6)列所示,可見美國對華出口在1998年之后依然不符合李嘉圖比較優勢原理,而2001年以后比較優勢原理在中國對美國出口中發揮了更為顯著的作用。同樣為了行文簡潔,我們只列出與相對勞動生產率相關的交叉項的回歸結果。
    (二)行業運輸成本
    受到數據可得性的限制,前文所使用的經濟距離變量是國家水平而非行業水平的,對模型的解釋力造成一定影響。為解決該問題,我們借鑒Hanson and Xiang(2005)的文章創建了一個行業水平的運輸成本變量,以控制不同行業的運輸難度對雙邊貿易結構的影響。
    在原有模型中引入“運輸成本”后,得到了表7第(1)、(4)列所示的結果。運輸成本對美國向中國的出口具有顯著的負影響,而對中國向美國出口沒有產生顯著阻礙作用。除此之外,其他變量的符號與顯著性均沒有因為運輸成本的引入發生變化,特別是相對生產率及其與階段變量的交叉項。這再次說明回歸結果是穩健的。
    (三)行業范圍:剔除農產品和廢金屬產品
    圖3顯示:在美國對中國的出口中,農產品占到了10%—20%左右的比例,而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國的耕地資源比中國豐富,因此可以用赫克歇爾—俄林(H-O)的要素稟賦理論來解釋,李嘉圖意義上的比較優勢在其中的作用不大。另外,根據表3所列數據,我們得知廢舊金屬制品占美國對華出口份額的前幾位;可能的解釋是作為成熟的后工業化國家,美國在廢舊金屬上是“稟賦”充裕的,而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在這一資源上是相對稀缺的。這跟美國大量出口土地密集型產品(即農產品)同理。
    因此我們先后剔除了農產品和金屬制品業,對美國對華出口重新做回歸,得到表7的(2)、(3)列所示的結果,各項自變量對美中出口的影響均保持了原來的符號和顯著性。
    (四)細分行業Ⅰ:替代中國勞動生產率
    在前文的分析中,由于中國的勞動生產率數據在更細分的產業層面不可得,我們將中美貿易粗略地劃分成了21個行業。然而,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是,美國可能出口的是低技術行業中的高技術產品,而中國出口高技術行業的低技術產品。換句話講,不同產品的勞動生產率差別是很大的,如果行業劃分過于粗略,便會錯誤地將技術含量差別很大的產品歸入同一個行業,從而損害了模型的準確性。因此,我們希望在更細致的行業劃分上考察比較優勢對貿易結構的影響。本節和下一節將采用兩種不同方法解決這一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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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參考Amiti and Freund(2010)的研究,我們采用印度尼西亞的勞動生產率代替中國的勞動生產率重新進行回歸。這是基于印度尼西亞與中國在發展水平和產業結構上的相似性而做出的一個折中。所需數據來自于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數據庫(UNIDO,2008版本),該數據采用的是4位的國際標準工業分類(ISIC,第三版);結合已有的其他數據,可以得到1998-2005年97個制造行業的貿易和產業數據;貧w模型參照第五部分的基本模型和拓展模型進行,但由于中國數據的限制,且從操作簡便的角度考慮,我們省略了一些解釋變量,而通過行業固定效應和對異方差、序列相關的矯正來控制其影響;簡化后的基本模型如公式(13)所示。由于1998-2005年的時間跨度較短,我們只考慮了中國加入WTO這一事件對解釋變量的影響,通過一個啞變量及其與勞動生產率的交叉項來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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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8列出了相應的實證結果。其中,(1)、(2)列采用固定效應模型進行回歸,可見美中相對勞動生產率對美國向中國的出口整體有負面影響,在中國“入世”以后表現得更為顯著,與前文結果完全一致。在第(3)列,我們使用可行廣義最小二乘(FGLS)方法進行估計,以控制異方差帶來的影響;第(4)和(5)列采用面板相關標準差(PCSE)進行估計,以控制異方差和序列相關問題。以上方法均得到了穩健一致的結果。
    (五)細分行業Ⅱ:顯示性比較優勢
    另一種細分行業的方法是使用顯示性比較優勢(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RCA)替代相對勞動生產率。顯示性比較優勢衡量一國在特定行業的專業化程度,反映的是該國在此行業的相對競爭力。根據Balassa(1965)的定義,顯示性比較優勢可以通過貿易數據直接計算,如公式(1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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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使用兩國相對RCA來重新考慮美國對中國的出口是否符合其貿易模式所顯示出的比較優勢。與前文類似,美中相對RCA的定義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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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盡可能細分行業并使數據之間互相匹配,我們按照標準產業分類(SI,包含400多個門類)作為行業劃分標準。附表I-C列出了按照上述方法計算的美國、中國以及美中相對顯示性比較優勢在2008的數據;由于篇幅所限,僅列出了美中RRCA最大的30個產業。
    本節的回歸模型與公式(13)類似,但對數化的“美中相對生產率”由“美中相對顯示性比較優勢”代替。去除極端值的影響后,固定效應模型回歸結果如表9的(1)、(2)列所示,可見入世以后的美國對華出口的反比較優勢現象依然存在。同樣為控制異方差與序列相關問題,我們采用FGLS和PCSE的方法進行回歸,結果匯總于表9的(3)—(5)列:在其他解釋變量符號符合預期且顯著的前提下,近二十年來美中RRCA整體對美國出口起到顯著的負向影響。上述結果表明,即使細分行業后,實證結果同樣支持美國對華出口“反比較優勢”的論述。
    八、總結
    在2001年中國加入WTO以后,中美貿易不平衡進一步加劇,已成為兩國間的重大經濟和政治問題。相當數量的文獻將這一失衡問題解讀為“中國對美國出口太多”,并提出人民幣升值等抑制中國出口的政策建議。這樣的論述難免片面并脫離實際。事實上,人民幣升值并不能帶來中國貿易失衡的顯著改善(李宏彬等,2011)。本文則從中美雙邊貿易結構出發,提出一個新的視角:中美貿易失衡,很大程度上,原因在于“美國對中國出口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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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對中美貿易數據的分析,我們證實了兩國貿易中確實存在一個“反比較優勢之謎”,即美國在其具有比較優勢的行業,對中國的出口相對較少;在美國比較優勢越大的行業,對中國出口相比于世界其他國家越少。這在中國2001年加入WTO以后變得更為顯著,與中美貿易不平衡的加劇同步發生。該數據模式與標準貿易理論中的比較優勢原理并不相符,值得認真分析。
    為進一步分析這一違背比較優勢的現象,本文將美國對中國和印度的出口結構進行了對比,用數據說明了中國在美國出口中的特殊性。隨后,本文基于Eaton and Kortum(2002)建立了一個多部門雙邊貿易理論模型,并利用***-2008年中美21個行業的貿易數據,利用計量方法對“反比較優勢之謎”進行了檢驗。結果顯示,在控制了各行業的生產能力、運輸成本、關稅和要素密集度等因素后,美國對華出口的“反比較優勢之謎”依然存在。這一結果在一系列的穩健型檢驗中仍然成立。
    基于數據和實證結果,本文認為,造成中美貿易不平衡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美國并沒有大量對中國出口符合其比較優勢的產品。而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現象,則需要更進一步地對兩國經濟結構和政治博弈進行分析。首先,中國在全球加工貿易產業鏈中的特殊位置,可能造成中國向東亞國家而不是美國直接大量進口較高技術產品或中間品。其次,Berger et al.(2010)通過對美國中情局在外國活動的信息,證實了美國對部分國家的貿易,由于政治的原因,并不遵從比較優勢原理。同樣,政治或者政策上的因素也可能解釋美國對中國出口的反比較優勢的特點。當然,證實這一點需要大量數據,本文的主要目的也不在于此。但美國對華的出口管制政策對解決美中貿易的失衡確實造成了一定的阻礙。據報道,美國政府也正在考慮放松對華高科技產品出口限制。⑨再次,中國對“自主創新”進行大量補貼的產業政策,也可能是造成“反比較優勢”的原因之一。
    總而言之,作為美國第二大貿易伙伴的中國,2008年占美國全部出口的份額僅為5.5%,尚存很大提高余地。增加美國對中國的出口,尤其是高科技產品的出口,對兩國來說都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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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Ⅱ
    A.經濟距離的構建方法
    本文將“經濟距離”(ED)定義為中美兩國整體運輸能力的相反數。
    整體運輸能力的計算方法為中國和美國物品運輸和信息傳輸能力的幾何平均值。關于物品運輸,我們考慮了三種運輸方式——空運、鐵路運輸和水上運輸;關于信息傳輸,我們用電話裝機數和互聯網注冊用戶數量來代表。
    ED具體數據的計算方法遵循如下步驟:①對兩國各種運輸方式的承載量取對數(所謂承載量,指的是注冊的國際航班的數量,鐵路的總長度,集裝箱運輸線路的數量,注冊的電話者數量和互聯網使用者數量)。②計算上述10個(兩個國家各有五種運輸方式)對數值的幾何平均值,作為整體運輸能力的衡量指標。③對整體運輸能力指標取對數,作為經濟距離的具體數據。所有數據全部來自于世界銀行數據庫,即世界發展指數(WDI)。
    中美兩國歷年經濟距離數據如附表Ⅱ-A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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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Hanson and Xiang(2005)的研究,我們建立了一個行業水平的運輸成本變量。具體做法是:首先,計算美國各行業進口產品的運費率(定義為從其他任一國家運輸貨物到美國的“保險金加上運費除以進口額”);其次,用運費率對出口國與美國間地理距離的對數值做回歸,并允許系數隨著不同行業進行改變;再次,將解釋變量的中位數代回回歸方程中,得到隨時間、行業而變的運費率的估計值,作為某年某行業的運輸成本,以反映該行業產品的運輸難度。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受中國數據可能性的限制,我們假設中美兩國在同一行業的運輸成本相等。這是合理的,因為運輸成本反映的是不同行業產品的異質性,不因進口國家而改變。
    附錄Ⅲ 美國對華出口管制的歷史回顧
    從可以查證的資料來看,美國以保護國家安全為目的的出口限制政策可以追溯到“冷戰”時期。1948年起,美國號召其他西方發達國家成立巴黎統籌委員會(COCOM,簡稱“巴統”),以對社會主義國家實行軍事禁運。1952年,由于朝鮮戰爭的影響,巴統特別建立“中國委員會”,對中國實施比蘇聯和東歐更為嚴厲的禁運政策;中國的禁運清單比起國際通用的禁運清單要多出500多個項目。其后,伴隨著中國經濟增長以及中美外交關系的遞進,美國對華出口管制的力度逐漸減弱,其他發達國家與中國貿易狀況也得到了改善。然而在***年,美國又一次中止了與中國軍事項目的合作,其他巴統成員國也相繼取消了對華高科技出口管制的放松。
    巴統解散不久,1995年美國根據出口產品種類及其技術含量,設立了出口優先級政策,將世界上所有國家分成八大類。中國同新加坡和印度一起處在第六類,即“局外人”(outsiders),位于俄羅斯、烏克蘭、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所屬的“同志類”(comrades)之下,在伊拉克、伊朗、朝鮮和利比亞所處的“值得關注者”(the state of concern)之上。1996年,美國協同其他32個西方國家共同簽署“瓦森納協議”(Wassenaar Agreement),決定自1996年11月1日起執行新的出口管制清單和信息交換機制,中國仍然位列被管制國家之列。瓦森納協議包括兩份管制清單:一是軍民兩用產品和技術清單,二是軍事清單。前者涉及核材料、電子、航天器等10大類,后者涵蓋軍械彈藥、武器系統、軟件和技術等20多類。
    近幾年來,美國商務部頻繁調整對華出口限制政策,并在更多的行業施加限制,多數限制直接針對高技術產品出口。⑩根據美國商務部產業安全局于2007年6月19日發布的“對華的出口和再出口管制政策的修改和澄清;新的授權合格最終用戶;進口證書的修訂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最終用戶報表要求”(11),有9個類別的產品被認為是“可能增強中國軍事實力”的技術,禁止出口到中國(詳見附表Ⅰ-B)。此外,美國推行的“合法最終用戶”協議,規定只有它所信任的用戶可以無條件從美國進口限制商品。截至2009年底,中國只有五家企業獲得了該協議使用者身份,但沒有一家是全中資企業。(12)
    作者感謝中國國際經濟交流基金項目的資助。在研究過程中,中國國際交流中心鄭新立主任、魏建國秘書長、王憲磊研究員、王軍研究員、張永軍研究員、曾少軍博士和劉向東博士提出寶貴建議,作者表示感謝。作者特別感謝魏尚進教授的多次討論和寶貴建議。同時感謝兩位匿名審稿人提出的多處修改意見,感謝黃益平教授、李坤望教授、林桂軍教授、林毅夫教授、喬依德教授、沈艷教授、文一教授、姚洋教授、于津平教授、于淼杰教授、余永定教授、周林教授、鄭江淮教授和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南京大學商學院、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管理學院、2010年世界與中國經濟論壇、第九屆全國高校國際貿易學科協作組年會等學術報告參加者的有益討論,作者文責自負。
    注釋:
    ①數據來源:美國貿易數據來自美國統計局,中國貿易數據來自中國海關總署。兩國對貿易額的統計口徑并不一致。
    ②按照美國統計局的數據,這一數字還將大幅上升。
    ③如Blanchard and Giavazzi(2006),McKinnon and Schnabl(2005)等。
    ④我們在本文的附錄中就美國對中國的貿易政策進行了簡要的回顧,發現長期以來美國對華出口的確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限制。
    ⑤類似的研究還包括Fung and Lau(1998,2001,2003)的一系列文章。
    ⑥Kamin et al.(2008)則對此提出不同的看法。他們認為盡管中國出口到美國的產品價格顯著低于其他國家對美出口,但是考慮到中國產品只占美國進口的很少一部分,因此對美國消費價格的影響不大。
    ⑦雖然美國經濟數據的行業劃分非常詳細,但中國統計數據是按照按國民經濟行業分類進行的,其中可貿易產品大約40個行業。21個行業是將中美數據配對后,可以獲得的最細致的行業行分。具體分類標準請參見附錄表Ⅱ-A。
    ⑧數據詳見www.internationaldata.org。
    ⑨參見財經網2011年6月27日報道“駱家輝:望放松對華高科技出口管制”。
    ⑩更多的細節請參考《中國日報》相關報道,見鏈接:http://www.chinadaily.com.cn/bizchina/2007/06/19/content_899078.htm。
    (11)摘自參考文獻27。
    (12)這五家企業分別為:波海航空復合材料公司(BHA Aero Composites Company)、上海華虹NEC電子有限公司(Shanghai Hua Hong NEC Electronics Company)、應用材料中國公司(Applied Materials China)、美國國家半導體公司(National Semiconductor Corporation)在中國運營的分部及中芯國際集成電路制造有限公司(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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