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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畢業論文

從生產成本向“全成本”的拓展的方向_會計審計論文

摘要:一、引言與文獻綜述 國際貿易理論是開放條件下的微觀經濟學,它的基本主題之一是對國際貿易動因的探索和研究。對貿易學說史的考察表明,比較優勢反映了不同國家同種產品的機會成本(或相對成本)差異,是國與國之間產生分工和貿易現象的基本動因。那么,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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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與文獻綜述
    國際貿易理論是開放條件下的微觀經濟學,它的基本主題之一是對國際貿易動因的探索和研究。對貿易學說史的考察表明,比較優勢反映了不同國家同種產品的機會成本(或相對成本)差異,是國與國之間產生分工和貿易現象的基本動因。那么,一個自然的追問是,形成比較優勢的機會成本包括哪種或哪些成本呢?迄今為止,大部分國際貿易模型從生產成本角度解釋國際貿易的基礎(海聞等,2003)。[1]概括而言,古典貿易理論、新古典貿易理論和新貿易理論主要表達了基于生產成本的比較優勢,它們分別從勞動生產率(技術)、要素稟賦、生產規模等視角找到了形成相對生產成本差異的根源,進而都可表達為“相對生產成本不等式”。然而,隨著“制度與貿易”(North,1990;[2]Greif,1992;[3]Belloc,2006;[4]Nunn,2007;[5])、“生態環境與貿易”(Siebert,1974;[6]俞海山,2004;[7])、“可持續發展與貿易”(趙曉晨,1999;[8]傅鈞文,2010[9])等學術主題的日益興起,比較優勢的成本基礎逐步出現多元化和廣義化的趨勢,僅僅基于相對生產成本差異來分析比較優勢已暴露出諸多不足之處,進而難以通過國際貿易有效配置世界范圍內的能源和資源、無力協調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從經濟學角度而言,“追求效率的最重要原則就是計算所有的成本”(戴利,2006),[10]因此必須逐步拓展比較優勢的成本觀,才能適應國際貿易和經濟社會在現實層面的發展需要。迪爾多夫(Deardorff,2004)[11]通過納入貿易成本對李嘉圖模型進行了重新表述,認為一個產業的凈貿易同時取決于一國相對于其他國家的生產成本和貿易成本。李曉鐘(2004)[12]指出,廣義比較優勢是“復合成本”比較優勢,復合成本不僅包括生產成本,還包括交易成本。張云(2006)[13]通過將環境成本納入李嘉圖模型和赫克歇爾—俄林(H-O)模型,進而修正了比較優勢理論。朱玉杰(2001)[14]甚至認為,為使比較優勢學說中的成本更為合理,應該既包括生產成本和交易成本,也包括環境成本。針對自然資源產品,皮爾斯和沃福德(Pearce&Warlord,1996)[15]認為自然資源定價的基本原則是,資源價格應該反映“開采或獲取成本”、“與開采、獲取、使用相關的環境成本”、“由于今天使用單位資源而被放棄的未來收益”。進而言之,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在于如何盡量消除代際負外部性(趙時亮等,2003)。[16]
    毫無疑問,上述文獻為本文寫作奠定了重要基礎,學者們從不同角度拓展了比較優勢的成本觀,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但由于已有研究對形成一國比較優勢的要素基礎認識不全面,導致其對塑造比較優勢的成本外延的界定仍欠系統,同時將生產成本、交易成本、環境成本和代際成本納入比較優勢形成過程的努力也極為鮮見。本文試圖對李嘉圖模型、H-O模型和規模經濟模型進行集成,并將其表達為“相對生產成本不等式”。在此基礎上充分吸收分工和貿易理論的若干新進展,力圖表明當代比較優勢的成本基礎正在逐步由生產成本拓展為“全成本”,一國參與國際分工和貿易應通盤考慮生產成本、交易成本、環境成本和代際成本,從而謀求貿易增長、技術進步、制度創新、生態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的有機統一。在這個意義上,本文的分析不僅從理論上拓展了比較優勢的成本觀,而且對于實現一國對外貿易的穩定、健康發展具有重要的應用價值。
    二、從李嘉圖模型到規模經濟模型:相對生產成本不等式
    從古典貿易理論中的李嘉圖模型到新貿易理論中的規模經濟模型可最終歸結為基于相對生產成本差異的比較優勢,不同階段的貿易理論只是在尋求產生這種生產成本差異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谶@一考慮,本文通過對李嘉圖模型、赫克歇爾—俄林(H-O)模型和規模經濟模型進行集成,以涵蓋從古典貿易理論到新貿易理論的主要學術思想,從而確立本文的分析基準(Benchmark)。
    這一集成模型的基本假設融合了從李嘉圖模型到規模經濟模型的假設前提,具體包括:(1)兩個國家、兩種可貿易產品和兩種要素。①兩個國家分別為A、B,兩種產品分別為X、Y,兩種要素分別為L(勞動力)、K(資本);(2)給定生產要素供給,生產要素可在國內不同部門之間流動但不能跨國流動;(3)A國和B國在生產技術(要素生產率)、要素稟賦、規模經濟等一個或多個方面存在一定差異;(4)國家之間進行自由貿易,且不存在交易成本;(5)不考慮基于生態環境和可持續發展的環境成本和代際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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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些假設前提下,A國和B國能找到各自基于相對生產成本差異的比較優勢嗎?一旦綜合考慮生產技術(要素生產率)、要素稟賦、規模經濟等多個因素,就需要分別分析三者的變動對于生產成本變動的影響。若將一個國家生產某種產品與另外一個國家生產該產品進行對比分析,可能在某種因素上有導致生產成本取得優勢的作用,而在其他因素上則可能存在導致生產成本處于劣勢的作用。比如,A國在X產品的生產技術上比B國更先進,但同時,A國缺乏生產X產品的生產要素,或者生產X產品不能產生規模經濟效應,或者二者兼而有之,那么,A國生產X產品與B國相比究竟是處于比較優勢地位還是比較劣勢地位則難以判斷。楊小凱、張永生(2001)[17]甚至提出了“不可能定理”,即“一般均衡是技術、稟賦、嗜好、交易效率等多個參數經由價格、數量之間無數反饋圈形成,根本找不出普適的規律”。倘若要對李嘉圖模型、H-O模型和規模經濟模型進行集成與綜合,理論上的突破點在于確認是否存在一種可能性:兩國之間生產技術、要素稟賦、規模經濟等因素引起要素投入向量a(X)、a(Y)、b(X)、b(Y)和(或)要素價格向量P(A)、P(B)發生變化后,經過綜合反饋,基于生產成本的優勢和劣勢剛剛抵消,從而使得兩國關于兩種產品生產成本的“相對比較”完全找不出差異,即F52W839.jpg,進而無法找到兩國各自的比較優勢。從貿易現實來看,這只是一種小概率事件。更常見的情況是,經過生產技術、要素稟賦、規模經濟等多個因素之間的綜合作用,兩個國家關于兩種產品的相對生產成本或多或少會存在一定差異,即F52W840.jpg,這正是基于生產成本的比較優勢理論所表達的核心思想。在李嘉圖模型中,特殊之處在于假設只有勞動力一種要素投入,并認為不同國家在技術(勞動生產率)上的相對差異是形成上述不等式的根本原因。在H-O模型和規模經濟模型中,分別將分析視野由一種要素拓展為多種要素,由完全競爭市場、規模報酬不變拓展為不完全競爭市場、規模報酬遞增,進而分別從要素稟賦和生產規模的角度找到了上述不等式成立的證據,但并沒有影響上述“相對生產成本不等式”作為評判比較優勢的“基準”。
    三、比較優勢的成本基礎之拓展分析:“全成本觀”的提出與論證
    (一)基本假設
    按照拉卡托斯(Lakatos,2005)[18]的“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筆者認為,若從成本視角審視比較優勢理論,它的“內核”在于“比較”,其“外圍保護帶”主要體現為對稀缺要素及其成本基礎的界定。因此可將本文基本假設總結如下:
    第一,兩個國家和兩種可貿易產品。兩個國家分別為A、B,兩種產品分別為X、Y。
    第二,國際貿易的相關當事人是“社會人”,國際貿易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交易成本。也就是說,人是利己與利他的混合體,是“社會關系的總和”(馬克思語),現實中的人是“社會人”而非“經濟人”(伍世安,2010;[19]胡石清、烏家培,2011[20])。從利己的角度看,為了“利己”,一些人甚至不惜以“損人”為手段,即存在著機會主義行為傾向;從利他的角度看,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人們在追求自身經濟利益的同時,也會兼顧社會利益、生態利益、可持續發展等涉及“集體理性”和“長期理性”的事情。
    第三,A、B兩國的對外貿易均會產生環境成本,并根據環境成本內在化程度將其納入廠商的生產決策中。也就是說,就經濟貿易活動作用的空間范圍來看,大自然的諸多功能均具有經濟價值,但經濟學卻將我們生存的真實世界外在化了(鈴木,2008),[21]因此本文在經濟—環境大系統中分析國際貿易的成本和比較優勢。
    第四,A、B兩國的對外貿易均會產生代際成本,并根據代際成本內在化程度將其納入廠商的生產決策中。也就是說,就經濟貿易活動作用的時間范圍來看,可持續發展作為處理人類代際關系的準則,是比經濟人假定層次更高的規范(章錚,1998),[22]本文采取“可持續發展”假設,在動態的經濟—環境大系統中考察國際貿易的成本和比較優勢。
    (二)基于“全成本”的比較優勢模型:簡化分析
    隨著時代的變遷和貿易現實的發展,國際貿易中的成本或代價日益多元化,進而需要豐富比較優勢理論中的相對成本外延,拓展其“外圍保護帶”,通盤考慮各種重要因素,構建系統和全局的成本觀,為尋求科學合理的國際貿易成本補償機制奠定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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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簡單起見,本文在對上述四類成本(即生產成本、交易成本、環境成本和代際成本)進行加總時,先采取簡單求和方式說明相關機理并拓展比較優勢的“外圍保護帶”,然后再將其一般化。雖然這種處理難免存在一定誤差,但是考慮到目前尚未發現更好的表達“全成本”的函數關系式,當前可以肯定“全成本”與其各個子成本之間是正相關關系,簡單加總方式可以很明白地體現這一特點,故選用之。不過后續分析表明,這一簡化處理并不影響模型結論的一般性。
    在t期,i國一單位j產品的全成本表達式可簡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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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比較優勢理論,若貿易模式為“A國生產X產品并出口至B國,從B國進口Y產品;B國生產Y產品并出口至A國,從A國進口X產品”,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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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式左邊為A國X產品對Y產品的相對全成本,右邊為B國X產品對Y產品的相對全成本,根據公式(1),可將(2)式轉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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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分如下三種情況對此加以探討。
    情況一: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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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式成立,此時A國在X產品上存在基于生產成本、交易成本、環境成本和代際成本的比較優勢,B國在Y產品上存在基于生產成本、交易成本、環境成本和代際成本的比較優勢,兩國依然維持基于生產成本的比較優勢下的分工和貿易模式。
    情況二: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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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式不再成立,此時A國、B國均不存在基于生產成本、交易成本、環境成本和代際成本的比較優勢。
    情況三: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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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式不再成立,此時兩國比較優勢狀況發生了“逆轉”,A國在Y產品上取得基于生產成本、交易成本、環境成本和代際成本的比較優勢,B國在X產品上取得基于生產成本、交易成本、環境成本和代際成本的比較優勢,此時兩國的分工和貿易模式也會隨之發生“逆轉”。③
    上述分析表明,包括生產成本、交易成本、環境成本、代際成本等在內的“全成本”才是形成一國參與國際分工和貿易的比較優勢的基礎。并且,基于“全成本”的比較優勢可增強、削弱、抵消甚至“逆轉”一國基于生產成本的比較優勢狀況。一國要在某種產品上獲得真正的比較優勢,應將所有外部成本內部化,進而言之,比較的成本不僅包括生產成本和交易成本,而且必然包括環境成本和代際成本。
    (三)基于“全成本”的比較優勢模型:一般分析
    貿易以生產為基礎,在產品生產過程中對勞動、資本、土地、管理等傳統要素的使用會產生生產成本。在此意義上,傳統貿易理論立足于“生產”視角并從基于生產成本的比較優勢角度解釋貿易現象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同時也應看到,隨著新制度經濟學的興起和人們對制度的認識逐步深化,在防范機會主義行為的過程中制度(尤其是好的制度)要素的稀缺性日益顯現,國際貿易的本質是產權的跨國(或地區)轉移,在貿易活動中各種正式或非正式制度的作用不可或缺,使用制度要素的過程中必然會發生各種人與人之間打交道的成本(交易成本)。伴隨著生態經濟學、環境經濟學的成熟和生態平衡破壞、環境污染等現實問題的凸顯,宜人生態環境日益成為稀缺要素,使用生態環境要素的過程中必然會發生各種人與生態環境之間打交道的成本(環境成本)。隨著資源經濟學、可持續發展經濟學的完善和經濟社會中可持續發展理念的確立,“可持續性”逐步成為一種新的稀缺“要素”,④耗費“可持續性”要素的過程中必然會發生各種當代人與后代人之間“打交道”的成本(代際成本)(楊青龍,2011)。[23]因此,除了勞動、資本、土地、管理等傳統要素對于貿易活動是重要的,制度、生態環境、“可持續性”等要素也不可或缺,不過由于制度、生態環境、“可持續性”要素具有非競爭性、非排他性等公共品屬性,在傳統的基于私人產權的經濟分析中,往往難以將其納入分析視野。然而,由于包括傳統要素、制度、生態環境、“可持續性”等要素在內的“廣義要素”在當今世界中都日益顯現出明顯的稀缺性(雖然在不同國家或地區這些要素的稀缺程度存在差異),使用它們均會發生成本或代價,進而有必要將制度、生態環境、“可持續性”等要素納入比較優勢的“外圍保護帶”,形成基于“廣義要素”的成本范疇。根據前面的分析,就經濟系統內部的生產過程和生產成本而言的比較優勢可稱為“狹義比較優勢”,而在動態的經濟—環境大系統中,基于生產、交易、消費等全過程和“廣義成本”(或“全成本”)的比較優勢則可理解為“廣義比較優勢”。在此可從多個角度對二者進行比較,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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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內涵看,“全成本”(Full Cost,FC)是某種物品的產權在跨國轉移中,發生于國際貿易過程,進而涉及生產和消費、經濟和生態、今人和后人,使用一切資源要素的代價總和;從外延看,“全成本”是以國際貿易中的生產成本(PC)、交易成本(TC)、環境成本(EC)和代際成本(IC)等為子系統的動態開放系統。本文將“全成本”理解為一個系統,可將i國j產品出口至m國所發生的“全成本”的一般形式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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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全成本”的比較優勢理論認為,若貿易模式為“A國生產X產品并出口至B國,從B國進口Y產品;B國生產Y產品并出口至A國,并從A國進口X產品”,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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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應于前文所述的“相對生產成本不等式”,在此可將(5)、(6)兩式表達的思想稱為“相對‘全成本’不等式”。⑤基于“全成本”的比較優勢是一種綜合比較優勢(Comprehensive Comparative Advantage,CCA),它是稟賦比較優勢(TFCA)、制度比較優勢(ICA)、環境比較優勢(EECA)和“可持續性”比較優勢(SCA)的有機結合,可將綜合比較優勢函數寫成:
    CCA=cca(TFCA,ICA,EECA,SCA)(7)
    在此將全成本函數和綜合比較優勢函數等均表達為抽象函數形式,意在表明:從一般意義上說,“全成本”和綜合比較優勢并非它們各自子系統的簡單加總的結果,而是由其子系統有機耦合在一起而形成的。雖然前文的簡化分析中曾將“全成本”寫為四種子成本的簡單求和形式,但這只是全成本函數的一個特例,現實的“全成本”并不一定是四類成本的簡單加總。需要指出,本文嘗試提出的“全成本”概念是一個動態開放系統,不排除將來還可能產生其他稀缺要素,進而納入除了上述四大成本之外的其他成本項目,并且各項子成本在“全成本”系統中的地位也可能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生動態變化。
    四、結論與啟示
    古典貿易理論、新古典貿易理論和新貿易理論證明了“基于生產成本的比較優勢”,即不同國家在同種產品上的相對生產成本差異是形成比較優勢的基礎,本文將其理解為“狹義比較優勢”。然而,制度差異可以塑造比較優勢,使用制度要素而表現出來的交易成本應進入一國比較優勢的形成過程中。而環境成本內部化和代際成本內部化,同樣在塑造一國比較優勢時發揮著重要作用。隨著各類成本逐步內部化,它們的累積效應將會改變比較優勢的定義(潘家華,2007)。[24]比較優勢理論廣義化的一個基本趨勢是,在比較優勢形成過程中同時納入傳統要素、制度、生態環境、“可持續性”等廣義要素,進而可將使用或耗費廣義要素的代價定義為“全成本”。其中,使用勞動、資本、土地、管理等傳統要素的代價構成了生產成本;使用制度要素的代價構成了交易成本;使用生態環境要素的代價構成了環境成本;耗費“可持續性”要素的代價構成了代際成本。隨著成本的廣義化,當形成比較優勢的成本由“生產成本”拓展為“全成本”之后,“全成本”才是一國參與國際分工和貿易的比較優勢的基礎。于是,可將基于“全成本”的比較優勢理解為“廣義比較優勢”。需要特別指出,對國際貿易進行全成本分析并不是要徹底推翻經典的比較優勢理論,相反它恰恰是要在堅持與繼承比較優勢理論合理內核的基礎上,嘗試從成本視角拓展其外圍保護帶,形成基于“全成本”的比較優勢學說。正如王文先、王孝松(2008)[25]所言,比較優勢概念揭示了國際貿易起因和影響的一些最為重要的東西,在許多與現實世界相符的假定之下,該理論本身仍能夠成立。
    若以“國際貿易的全成本論”為指導,一國在制定對外貿易政策時,必須綜合權衡“全成本”的各類子成本,盡可能統一個體理性與集體理性、短期理性與長期理性,謀求基于“全成本”的比較優勢。為此,具體的戰略和政策可包括:(1)以系統觀念認識對外貿易中的成本和收益;(2)理性參與國際分工,謀求基于生產成本的比較優勢;(3)制度創新和其他手段密切配合,謀求基于交易成本的比較優勢;(4)逐步完善環境價格形成機制,謀求基于環境成本的比較優勢;(5)堅持可持續發展理念,謀求基于代際成本的比較優勢(楊青龍,2012)。[26]
    注釋:
    ①為了簡單起見,此處不分析國家、產品和要素的多維(大于二)情形。但不難證明,將這里的要素拓展為三種甚至三種以上,基本結論仍然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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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關于“可持續性”為何也是一種要素,可參閱拙文《基于“可持續性”要素的比較優勢理論拓展》,“第十屆全國高校國際貿易學科協作組會議暨2011年中國國際貿易學科發展論壇”會議論文集,2011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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